欧阳宗俊先生在《微雕赤壁夜游橄榄核舟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:“明清之际，我国大型雕塑艺术无大发，小件雕塑品和工艺品的装饰却生气勃勃，富于创造。橄榄核雕是其中一个颇有特色的品种，明代人称其‘鬼工技’。明代，橄榄核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达官贵人视其为宝物，作为佩戴的装饰品，风行一时”。从历史文献和留存下来的核雕实物看，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。

明宣德时，皇帝朱瞻基本人酷爱核雕，因为核雕艺人夏白眼能在橄榄核上刻出16个形态毕肖的人物，因此明天启皇帝朱由校对他极为赏识。到了天启年间，核雕更为盛行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士大夫，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。当时的明熹宗不仅喜欢收藏核雕，甚至还亲自操刀雕刻。他所创作的“五鬼闹判”，形象生动，造型优美历来被认为是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。

当时，一些上层人士把精致的核雕视为珍宝，并和串饰挂在一起，作为装饰佩件，有的将其作为扇坠、佛珠，因而核雕风行一时，花样不断出新。


在民间，著名核雕艺人王叔远创作的“苏东坡泛舟赤壁”，十分精巧，成为后世核雕的典范之作。据明代周晖《续金陵琐事》记载:“成化间，一乐工能刻木为舟。大可二寸，蓬桅橹舵咸具。二人对酌于中，壶觞饾钉满案，一人挽蓬索，一人握橹，一人运舵，皆有机能动，放在水中，能随风而行，略无欹侧。一舟必需白金一两。好事者竞趋焉。”由此可以想见其雕工之妙，名气之隆。不过，明代的核雕材料主要是桃核与杏核，而榄核则用得相对较少。从核雕题材上看，大多是神仙人物、避邪神兽、吉祥物等，精巧玲珑。而从实际用途来看，大多是将核雕当做种垂挂在衣带或统扇或绣袋下面的坠物，装饰、点缀之余，亦可做玩赏之用。

到清代，核雕续有进步，名家辈出。康熙年间的苏州金老(名字不详)、嘉定的封锡禄;乾隆年间苏州的宋起凤、沈君玉，如意馆中的广东籍名师陈祖章父子等，都是技艺超群的一代大家。从清朝中期开始，核雕物品开始大量使用橄榄核进行雕刻，专门供文人雅士或富家子弟摩掌把玩。此外，用橄榄核雕刻的各种花船、小船还可配上镂空雕刻的象牙、红木座架，陈设在微型博古架上欣赏。

从地域上看，明清时期的核雕流行于江浙、广东和山东地区，而苏州地区则是核雕的发源地。古往今来，以苏州为主的江南地区玩赏核雕小品的藏风一直十分兴盛，这也是苏州橄榄核雕艺术在近现代重新兴起的历史原因。

清乾隆年间，苏州吴县的杜士元是一位擅长雕刻橄榄核舟的传奇艺人。有关杜士元雕刻橄榄核的事迹，史料记载只有零星碎语，称其有“穷极工巧之能事”，吴地人十分佩服他的雕工技艺，尊称其为“鬼工”。《履园丛话》中记载:杜士元所雕的橄榄核舟，每枚价值白银50两。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，这样一枚核舟相当于当时一户小康之家一年的花销，由此可见他的雕工之奇、受追捧之隆。在常熟市博物馆中，收藏着一枚迄今仅见的杜士元制《渔乐图》橄榄核舟。这枚核舟呈深枣红色，雕刻者就着橄榄核的天然外廓弧线随形而雕刻出船底与船篷。橄榄核舟上舱篷舟揖齐全，篷上镂空的鱼篓，船中数人大如米粒，有人晒网，有人烹茶，有人闲坐观天，一幅船上渔家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。核舟底有“乾隆乙丑造，仙传杜士元”(注:即1745年)行书雕款。此外，核舟另做水浪状象牙底座以为承托，座底还有行书雕款:“皮肉杏核雕小猴生来有益长，其中将他造船行。网船家家多子孙，渔翁得乐尝端阳。”

清中晚期至民国年间，各种核雕品种日趋丰富，但精湛细腻程度和其文化内涵等已不及明晚期和清初期。不过，江浙一带仍有不少擅雕能刻的民间高人，如民国初年殷根福等人。他们有的以官船、花船等为主，有的以罗汉头、八仙等题材的核雕珠串见长，有的则以单枚的“关公”、“钟馗”等历史和传说人物为特色。这些核雕制品都较精致，且各有各自的刀法及艺术特点。

清末民初时期，苏州地区核雕制品，除人物雕和祥兽雕之类的手串、珠串较为热门外，还有些传统题材的单枚核雕挂件，如《骑马关公》、《刘海戏金蟾》等。这类展现雕技的橄榄核雕讲究雕刻物品形态的生动有致，刀法技艺娴熟细腻，把玩于手间要经得住再三品味。如一枚《骑马关公》，雕刻者利用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有限的体积，巧妙地构思布局，将关公的坐骑神马、衣着盔甲及其神态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关公所骑的赤兔马与他手持的偃月刀形神兼备，安排处理位置恰到好处。整件作品人物举止神态不乱一分，前后左右不虚一笔，细微之处不省一刀，区区微微一件核雕小品，没有丝毫混沌无序之嫌，而是显得游刃有余，得心应手。像“关公”之类题材的核雕因艺人们数百上千回地雕刻与研习，早已熟稳其布局和刀法，所制出的物品自然耐人寻味，让人无可挑剔。

简言之，核雕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藏物玩物者惊叹和入迷，行情日趋看好，其收藏、把玩之风不仅流行于中国内地、港澳台地区，而且还波及到了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国。核雕虽微，微中见宏。如今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日益复兴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核雕一一这个中华传统微雕艺术中的奇葩，必将出现一个全面的复兴。